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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譯經圖  
　　

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西夏文佛經中有一幅西夏譯經圖，形象地反映了西夏惠宗時期譯經的場面。圖中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題款12條計63字，記圖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此圖形象地描繪了西夏時期譯經的獨特場面和皇太后、皇帝親臨譯場的生動情景，是世上現存唯一一幅譯經圖。

從印度取經，並把梵文佛經翻譯成漢文的譯經事業，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因此，漢代的白馬馱經、唐朝的玄奘取經和譯經在中國佛教史上都有過濃彩重墨的描繪。以黨項族為主體的西夏王朝，其佛教發展最富影響的是用西夏文翻譯佛經。向黨項族推行佛教，必須要以黨項人能聽得懂、看得懂的語言、文字宣傳教義。因此，以西夏文翻譯佛經，在西夏建國前後已經列入西夏統治者的議事日程，甚至是創製西夏文字的重要催生劑。

六次向宋求《大藏經》  
　　

宋天聖八年十二月（1031年），德明派使臣去宋朝第一次向宋求賜佛經。宋、夏議和後，宋朝第二次賜給西夏佛經。顯然，這種友好的宗教往來，也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在承天寺建成的當年，即宋至和二年（1055年），宋朝第三次賜給夏國大藏經。不久，宋嘉祐二年十二月（1058年）西夏又得到宋朝賜予的第四部大藏經。西夏毅宗親政後的第二年，即西夏奲都六年（1062年）西夏第五次向宋朝贖經。此次宋朝頒賜大藏經印造時間較長，自嘉祐七年下詔，十一年給付。與此同時，西夏也向遼國進貢回鶻僧、金佛、《梵覺經》。最後一次贖大藏經的活動是在惠宗初期，宋熙寧五年（1072年），西夏派遣使臣進馬贖大藏經。

這六次贖經都在西夏前期，頻繁的求取佛經，應與當時大規模將佛經譯為西夏文有直接關係。

53年間譯經3,579卷
  
　　

至天崇宗祐民安元年（1090年），西夏前四朝53年共譯經362帙、812部、3,579卷。其後雖然有所增譯，但大都屬於補充性的譯經和翻譯藏傳佛教的經典。

在11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之間，宋朝刻印完畢的大藏經只有《開寶藏》一種，其他幾種私刻大藏經均未印成。由此可知，西夏把佛經譯為西夏文的底本當是《開寶藏》無疑。

佛經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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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
  
　　

西夏仁宗採取了佛、儒並重的政策，推動佛教進一步發展，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佛經校勘。《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中，在述了西夏譯經的情況後，接著提到了西夏校經的史實：「後奉護城皇帝敕，與南、北經重校。」護城皇帝即仁宗。「南經」當指西夏之前的宋本，即《開寶藏》。西夏以北的遼、金先後刻印了漢文大藏經，一為《契丹藏》，一為《趙城藏》，此時均先後完工，所以「北經」應是此兩經。西夏系統地校勘佛經，同時以南、北兩種藏經的版本為底本進行核正，其態度之認真嚴肅於此可見。佛經的校勘標誌著西夏文佛經的翻譯整理朝著更加規範、準確、細緻的方向發展，這是佛教在西夏高度發展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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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華經

傳世的西夏文佛經中，在卷首明確記載進行過校勘的，絕大多數是仁宗時所校。例如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悲華經》卷首有西夏梁太后、惠宗皇帝譯經和仁宗校經的三行題款便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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