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為轉貼，原係登載於 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999年6月號，
作者 程映虹先生當時為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博士生，2003年起任美國德拉瓦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紅色高棉的目標：超過列寧和毛澤東...
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可憐 200萬冤魂...
著名的《吳哥窟古跡》在這個佛陀子民的國度，1970年代短短幾年中，這個國家成了人間煉獄、殺戮戰場(The Killing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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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
二十年前，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權被十萬越南大軍和自己倒戈的軍隊推翻。此後，有關這個政權血腥歷史的材料逐步公諸於世，主要見之於柬埔寨難民的陳述、西方記者的採訪、學者的調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來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佈的材料。但是有關紅色高棉的歷史記載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為紅色高棉制訂和推行政策時的隱秘性，執政時國家的對外封閉狀態，以及其壽命過於短暫，並沒有建立起系統的檔案。然而，這種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難正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點：它如同一場颶風，肆虐過後除了留下一片廢墟以外，沒有任何清楚的蹤跡可尋。
但是過程和細節的有待填補或充實，並不妨礙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後果作出基本的判斷：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1975-78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40萬到有所誇大的300萬。一般認為，100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700萬到800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100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的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genocide）。
種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
2萬越南裔全部死亡，
43萬華裔死了21.5萬，1萬老撾裔死了4,000，
2萬泰裔死了8,000，
25萬伊斯蘭教徒（Cham）死了9萬，
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必須強調的是，有關紅色高棉大屠殺的調查最初是由西方新聞媒體和西方學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現今有關這個題目的出版物也多來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國家還力主由國際法庭來審判紅色高棉。如果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例如冷戰思維、後殖民心態或國際霸權）的偏見的話，那麼筆者希望這種觀點不至於發展到對大屠殺這個基本事實也表示懷疑的程度。
事實上，對紅色高棉的評價，在西方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聲音，例如美國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過一本由康乃爾大學兩位學者撰寫的《柬埔寨——饑餓與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認為西方媒體故意把紅色高棉的政策宣傳得毫無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規模集體勞動，當時大屠殺還沒有被披露出來），而在他們看來這些是柬埔寨獨特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編輯、左派理論家斯維奇（Paul Sweezy）在書介中說，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顯示了人類能夠克服最艱巨的困難，但首先必須忍受烈火般的煎熬，從中錘煉出所需要的人類原材料和領導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後，以反體制立場著稱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懷疑其真實性，因為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紅色高棉的難民。
筆者認為，以上觀點隨著國際上對紅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過境遷，值得討論的倒是美國1973年對柬埔寨的大轟炸所造成的後果。美國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簽訂停火協定以後，轉而把轟炸的重點轉到柬埔寨，企圖用轟炸在金邊周圍製造一個安全區，在五個月的轉炸中造成有些美國學者自己估計為3萬到25萬人的傷亡。這場轟炸的後果一是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有上百萬）為躲避轟炸而逃進城市，加速了柬埔寨農村的崩潰，為紅色高棉在農村實行集體化創造了條件；二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問題：究竟在現在所說的被紅色高棉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應該算在美國的帳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認為1973年死於美國轟炸的人口能和紅色高棉四年統治時期的死亡人數相提並論。
一、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規模的強制性人口遷移。1975年4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入主要城市後，在三天至一周的時間裏將全部城市人口強制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作完全缺乏相應的物質準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饑餓、疾病和疲勞。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有計劃的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模式一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後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槍決。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倖存的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制勞動下死亡。
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佈的民族陣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21，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這個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超過列寧和毛澤東：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並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準備，而是在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從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薩利（Ieng Sary）在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和波爾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1970和1971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我們都看不出有任何為奪權後系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複實踐由中國和越南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1973年5月開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遷移，強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制遷移甚至放火燒毀原來的村莊；關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制度，一概穿黑色農民裝；以及實行農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轉折點。柬共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線，以在它控制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制訂了一個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暴力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相比，柬共在上臺以前不但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充分的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的掌權時機面前，整個黨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大黨在奪權時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柬埔寨的案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的體制，“匆促到了根本無暇去瞭解和關心柬埔寨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被徹底改造的”。
然而歷史的諷刺是，正是這樣一個最缺乏掌權準備的黨卻提出了一個要一舉超過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綱領，正如柬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1977年所說：“高棉革命實驗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適用於我們。”當1975年9月份一些在國外學習的柬埔寨知識份子回國時，看到的口號是“組織勝過了列寧，超過了毛澤東”。負責接待他們的高級幹部對他們介紹說，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可以認為柬共是汲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最左的中國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面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社會主義”，而且是進入共產主義，以此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紅色高棉當時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柬埔寨將成為新的中心）。這就是所謂“柬埔寨特色”。這是一個在革命勝利的第一天就徹底重構社會的模式，其開始付諸實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紅色高棉進入金邊的當天）在各個城市進行的大遷移。當時，紅色高棉對城市居民和難民宣佈的理由：一是美國可能的轟炸，二是城市糧食的短缺。這一直是紅色高棉官方的解釋。直到1977年9月波爾布特才承認撤空城市是為了“安全原因”，即摧毀那些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基地。這項決定是在進城兩個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卻對相當高級的幹部都嚴加保密。這種保密使得一項涉及到兩百萬人的大遷移事先毫無物質準備，幾十萬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紅色高棉進城一個月後），金邊召開了紅色高棉全體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第一次向全體幹部公佈了中央進城後的各方面政策。這次會議沒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為止沒有發現），現在瞭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後來和紅色高棉決裂者如韓桑林（Heng Samrin，前紅色高棉將領，後投奔越南並成為1979年建立的新政權領導人）等人的記憶拼湊起來的，其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下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人；在全國建立高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趕出柬埔寨；派軍隊去越柬邊界準備作戰；等等。有的出席者還說廢除學校和醫院也在其中。韓桑林的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合，並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廢除市場和私人財產同時進行的；另外，他還說把人劃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下詳）也是在這次會上宣佈的。值得重視的是農謝（Nuon Chea，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講話中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這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可以隨時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對者和不滿者清除掉，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
三、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紅色高棉社會重構的基礎首先是從肉體上消滅一部分政治敵對份子，把他們清除出社會。根據波爾布特1977年9月27日廣播的（當時他本人在中國訪問）宣佈柬埔寨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重要講話，總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這個數字約14萬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社會上政治敵對份子鎮壓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仍然有這麼大比例的敵對份子有待鎮壓，可以想像從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軍進入金邊為止，以“反革命份子”為罪名被處決的人口之龐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從總人口中清除出去，紅色高棉獨一無二的政策是公開把柬埔寨人口劃分成享有不同權利的兩部分。在掌握政權後，它把原來生活在紅色高棉控制下的鄉村農民稱為“舊人”或“根據地人”，意為他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那些由城裏遣散下鄉的稱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為在紅色高棉進城後被接收的人。這兩者原則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給，前者還負責對後者的改造和監督。
除了根據城市和鄉村來劃分人口外，另一個分類是把人口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意為權利不完整者）。後來又從這兩個類型中進一步分出亞類型。“一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過去沒有人為朗諾政權工作只有為革命服務的；“二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既有參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諾政權那裏的；此外還有“三級完全權利者”，其具體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選者”也劃為兩等，第一類是有親友為朗諾政權服務，但多數是一般人，有些間接為革命服務過；第二類是完全沒有親友為革命做過事的。
通過對社會階級結構的這種人為組合和劃分，紅色高棉實際上是恢復了南亞社會的種姓制度。“公民”並非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成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等級，同時通過把各種異己份子或僅僅是沒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範疇，使得隨意迫害和剝奪他們的生命權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們的大量喪生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雖然總的來說，紅色高棉主要是利用這些“賤民”來從事艱苦勞動，但同時也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這種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個柬埔寨革命一樣，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點。一些倖存的“4月17日人”回憶說，在每週兩次由紅色高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上，總是重複這樣一些問題：“你和革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只好去幹？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據地人”和“完全權利者”也僅僅是在紙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權利，加上他們可以對前者實行群眾專政，至於在紅色高棉面前他們照樣是沒有任何“完整權利”可言的。例如實行集體化以後，他們沒有離開原來村莊的自由，所有財產都被剝奪，私藏糧食查出後要被處死刑。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們集體食堂的飯鍋裏也和他們專政對象的一樣，都只有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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