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已為世人熟知﹐但鄭和下東洋卻鮮為人知了。近兩年來﹐海內外許多鄭和研究學者開始注意鄭和航海對全球的影響﹐而且對七下西洋的航海領域提出了補充與擴展。因此﹐又出現一個鄭和“下東洋”的問題。為此﹐記者採訪了南京博物院研究員羅宗真。　　
羅宗真為學術研究委員､考古專家﹐長期從事文物考古和歷史研究及考古教學等工作﹐曾應邀赴日本進行考古學術交流﹐並兼任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理事﹐在海內外考古界頗有影響。

　　羅宗真對記者稱﹐明成祖即位後﹐准備派鄭和下西洋﹐就在鄭和積極籌備下西洋時﹐卻發生了嚴重的倭寇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事。為了鞏固邊防和自己的統治﹐明成祖決定立即派人去日本進行政治交涉。這一任務就落到鄭和身上。鄭和在朱棣奪權過程中跟隨朱棣多建奇功﹐深得朱棣賞識。鄭和接受任務後﹐立即組織人馬東渡扶桑。

　　當時東渡日本也是很艱巨的﹐唐朝高僧鑒真六次才東渡成功﹐足以說明其艱難。羅宗真說﹐鄭和從桃花渡（今浙江寧波附近）東渡至日本﹐代表明朝政府向日本政府指出應嚴格按照會談內容辦事﹐不得違背。國王源道義自知理虧﹐立即下令逮捕了倭寇首領﹐並保證今後不再出現類似情況。鄭和勝利完成使命﹐向明成祖稟報﹐明成祖很高興﹐致書國王源道義﹐表示滿意。

　　羅宗真指出﹐鄭和下東洋一事﹐經過海內外學者研究﹐不論是《明史》成書的清人著作﹐或者是其他明人的有關記載﹐還有日本史書的記載﹐都證明永東二年鄭和確實出使過日本。

　　羅宗真列舉說﹐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書》中有專門論述﹕“文皇帝永樂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戶馬興（與戰）死亡。尋寇蘇松諸處。是年﹐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詔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禮邊倭賊二十余人。”《日本一鑒•窮訶話梅》卷六“流通”條對鄭和出使日本的前因後果也作了記載﹕“永樂甲申（二年）﹐倭寇直隸､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鄭和往諭日本王。明年乙酉（永樂三年）﹐其王源道義遣使獻所俘倭寇嘗為邊患者”。《籌海圖編》“直隸倭寇變記”中也有同樣的記載﹕“永樂二年四月﹐對馬（壹）歧倭寇蘇松﹐賊掠浙江穿山而來﹐轉掠沿海﹐上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魁以獻。”明人馮應京在其《皇明經世實用編》中寫道﹕“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我于是有什物紋繡之賜﹐封為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清人俞維麟《明書•戎馬志》記載﹕‘永樂二年﹐冠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乃執其渠魁以獻”。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鄭和出使東洋﹐通過與日本國王磋商﹐使其本國主動出師剿捕倭寇﹐並繩之以法。日本國王接受了鄭和的建議﹐接受了明朝“日本帝國”的封號和金印､冠服等﹐並遣使致謝﹐與永樂朝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雙方簽訂了“勘合貿易條約”﹐即“永樂條約”。

　　羅宗真認為﹐鄭和這次下東洋﹐發生在下西洋之前的一年﹐即1404年。這為他下西洋奠定了基礎﹐也穩定和促進了當時中日關系﹐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一直到永樂十五年﹐海洋平靜﹐中日雙方使臣友好往來不斷﹐給鄭和下西洋創造了安定的條件﹐也為他後面的七下西洋提供了豐富的航海知識﹐積累了外交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