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article, written by 嚴浩, was extracted from "Apple Daily":
《十月圍城》是一部很激情的電影，裏面講一班志士不惜犧牲自己保護孫中山。
孫中山是個什麼人？我搜索了一下有關「國父」的資料。搜索的結果令我倒盡胃口。如果中華民族有這麼一個「國父」，那麼我們需要運用無限的包容心去看待我們的歷史。因為，「國父」孫中山是封殺新聞、追殺異己、黨高於國、貪污，甚至賣國之父。
黃遠生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籌備帝制，聘請黃遠生為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主筆，黃遠生不屑其所為，逃到舊金山，被殺手於近距離連開二槍命中後背而殞命，兇手一直未獲。
幾十年來，世人都以為是袁世凱指使，直到八○年代中，當年的殺手劉北海在台灣臨死前道出了真相：刺殺的命令來自「國父」孫中山，堂堂國父為什麼要用國家機器暴力對付一個記者？因為黃遠生披露了孫中山向日本人出賣國家利益的事實。孫在游說日本朝野幫助革命軍倒清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在在滅滿興漢。」就是說，日本人助我孫文推翻滿清後，東北、蒙古「可任取之」。當時的日本已經在經營對中國的侵略，孫的許諾與暗示是對它的鼓舞。孫中山不惜一切推倒清皇朝的結果，是引來我民族幾乎滅頂的災難。他的動機是否純正？在這過程中，他的行為展示了一個什麼樣的人格？
一九○八年，《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因經費問題鬧翻而退出同盟會。《民報》是革命黨的報章。日本人贈款給孫中山二萬日圓，當時日本工薪階層月薪不過廿至卅日圓，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二千圓。
當時的滿清極弱，到處都有軍閥坐大，人人都想自己做皇帝，孫中山的革命黨只是其中一個武裝力量。「革命」是一個時興的名字，孫中山很聰明地躲在這個招牌後面，給人一個先進的形象。但這是一個沒有原則的革命者。當時代表日本政府與南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談判的，是三井財團的森格，在會談當天下午六時，他向日本發出一封經過孫中山等人修改的特急電報，內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示應允……如能在……五百萬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洲之密約。」
袁世凱在清末是掌軍權的人，這個電報是說，只要日本再付一千萬，老孫便繼續攻打北京城，而日本便可得東三省了。竟然是赤裸裸地販賣東三省！類似的記錄有十條，都是從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的。還有一條說，只要日方提供二萬支長槍，七十二尊野炮，一百二十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外加五百萬日圓，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日本）公司專利包辦。」
「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一黨專政邏輯，由我們的「國父」開始，他一手創辦的「中華革命黨」，黨章就是「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孫）文一人」，「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還要在誓詞上印指模。就這樣，一個所謂的民主主義者，以「革命」之名剝奪了大部份人的公民資格。所謂三民主義，只是年青人的理想。
孫中山的「國父」名號是怎樣被叫起來的？一九二五年他肝癌逝世，有一個軍人致送的輓幛上大書「國父」二字，這是個開始，後來國民黨也尊稱他為國父，但共產黨則從未稱孫中山為國父。「國父」不「國父」，他走到了一黨獨尊，要所有黨員「甘願服從（孫）文一人」，他的腐敗，已經走到頂了。絕對權利，絕對腐敗，他推倒了清皇朝，又成立了孫皇朝，他以為用「革命」二字，就等於給自己加了一對翅膀，可以飛躍在時代之上，可惜他怎樣飛，還是飛不出那一片黑樹林。他是個讀書人，應該知道他前面有林肯，與他共世有甘地，英國與日本已經從皇治順利過渡到民治，他再沒有政治本事，也可以去學，去借鑑。他曾經說過「知難行易」，可是他偏偏是個傳統的「知易行難」的俗人。他有政治野心，沒有政治遠見，沒有道德標準，他在一個大有作為的座位上浪費了生命。革命尚未成功，後來他的同志在他創辦的革命路上，繼續努力革人民的命。
《十月圍城》是一部很激情的電影，裏面講一班志士不惜犧牲自己保護孫中山。
孫中山是個什麼人？我搜索了一下有關「國父」的資料。搜索的結果令我倒盡胃口。如果中華民族有這麼一個「國父」，那麼我們需要運用無限的包容心去看待我們的歷史。因為，「國父」孫中山是封殺新聞、追殺異己、黨高於國、貪污，甚至賣國之父。
黃遠生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籌備帝制，聘請黃遠生為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主筆，黃遠生不屑其所為，逃到舊金山，被殺手於近距離連開二槍命中後背而殞命，兇手一直未獲。
幾十年來，世人都以為是袁世凱指使，直到八○年代中，當年的殺手劉北海在台灣臨死前道出了真相：刺殺的命令來自「國父」孫中山，堂堂國父為什麼要用國家機器暴力對付一個記者？因為黃遠生披露了孫中山向日本人出賣國家利益的事實。孫在游說日本朝野幫助革命軍倒清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在在滅滿興漢。」就是說，日本人助我孫文推翻滿清後，東北、蒙古「可任取之」。當時的日本已經在經營對中國的侵略，孫的許諾與暗示是對它的鼓舞。孫中山不惜一切推倒清皇朝的結果，是引來我民族幾乎滅頂的災難。他的動機是否純正？在這過程中，他的行為展示了一個什麼樣的人格？
一九○八年，《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因經費問題鬧翻而退出同盟會。《民報》是革命黨的報章。日本人贈款給孫中山二萬日圓，當時日本工薪階層月薪不過廿至卅日圓，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二千圓。
當時的滿清極弱，到處都有軍閥坐大，人人都想自己做皇帝，孫中山的革命黨只是其中一個武裝力量。「革命」是一個時興的名字，孫中山很聰明地躲在這個招牌後面，給人一個先進的形象。但這是一個沒有原則的革命者。當時代表日本政府與南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談判的，是三井財團的森格，在會談當天下午六時，他向日本發出一封經過孫中山等人修改的特急電報，內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示應允……如能在……五百萬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洲之密約。」
袁世凱在清末是掌軍權的人，這個電報是說，只要日本再付一千萬，老孫便繼續攻打北京城，而日本便可得東三省了。竟然是赤裸裸地販賣東三省！類似的記錄有十條，都是從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的。還有一條說，只要日方提供二萬支長槍，七十二尊野炮，一百二十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外加五百萬日圓，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日本）公司專利包辦。」
「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一黨專政邏輯，由我們的「國父」開始，他一手創辦的「中華革命黨」，黨章就是「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孫）文一人」，「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還要在誓詞上印指模。就這樣，一個所謂的民主主義者，以「革命」之名剝奪了大部份人的公民資格。所謂三民主義，只是年青人的理想。
孫中山的「國父」名號是怎樣被叫起來的？一九二五年他肝癌逝世，有一個軍人致送的輓幛上大書「國父」二字，這是個開始，後來國民黨也尊稱他為國父，但共產黨則從未稱孫中山為國父。「國父」不「國父」，他走到了一黨獨尊，要所有黨員「甘願服從（孫）文一人」，他的腐敗，已經走到頂了。絕對權利，絕對腐敗，他推倒了清皇朝，又成立了孫皇朝，他以為用「革命」二字，就等於給自己加了一對翅膀，可以飛躍在時代之上，可惜他怎樣飛，還是飛不出那一片黑樹林。他是個讀書人，應該知道他前面有林肯，與他共世有甘地，英國與日本已經從皇治順利過渡到民治，他再沒有政治本事，也可以去學，去借鑑。他曾經說過「知難行易」，可是他偏偏是個傳統的「知易行難」的俗人。他有政治野心，沒有政治遠見，沒有道德標準，他在一個大有作為的座位上浪費了生命。革命尚未成功，後來他的同志在他創辦的革命路上，繼續努力革人民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