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太元八年（西元383年）十一月，座落在淝水西岸的壽陽城（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壽縣一帶）。一個身著戎裝的將軍模樣的人緩緩的登上城頭，放眼遠眺與壽陽隔岸相對的東晉軍隊的大營，在這樣的非常時刻，無論是他指揮下的數十萬將士，還是對岸大營中的東晉士兵們，誰也無法預測自己將來的命運會是什麼。“將軍”想的更多的或許是如何消滅江東殘存的司馬氏的政權，但他所發動的這場戰爭的意義已經遠不止是江南百姓的生死存亡，而將決定中華民族邁向何方，甚至是整個漢文化圈的未來命運。
這位將軍是誰？我想自不必我多說。這場一觸即發的戰爭，便是日後震驚中外（我覺得用這個詞並不算過分）的“淝水之戰”。關於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還是讓我們從三十年前的另一場南北戰爭說起。
西元350年前後因後趙皇位之爭引起的北方大亂，正如清華cinason兄在其大作《元嘉三十年》中所說的，其直接結果就是導致匈奴、羯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的加速衰亡。（既然提到了匈奴人和《元嘉三十年》，在此我順便談一點我的看法。關於北匈奴在中國歷史上的消失，“慕容鮮卑”中曾經略有提及。北匈奴的西遷路線大致有點接近一千年後蒙古人的西征路線，與蒙古人不同的是，北匈奴最初的目的還不是征服，而是尋找一個棲身之所。在南匈奴、漢人以及鮮卑人的打壓下，遼闊的大漠地區已經無法立足，但他們的遷徙步伐在一開始是慢了一些（否則按照匈奴騎兵的速度，無須等到兩百多年後才出現在東歐境內）。他們在中亞細亞地區至少滯留了不少時間，在這期間的記錄在中外的史書中幾乎毫無記載，我們只好從常理推斷，他們仍然繼續其原先的遊牧生活。中亞歷來是一個天然的好牧場，且是個民族聚居之地，這個推斷應該是站得住腳的。那麼是什麼驅使北匈奴人離開亞洲，千里跋涉，進入歐洲呢？我對中亞和東歐的情況不甚瞭解，從中國方面來看，似乎也有一個回答可以自圓其說，即氣候的反常。西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的中國地區自然災害連連（可參看 “永嘉之亂”第四章），長城以北的氣候也不可能不受影響，各少數民族（不僅是上層統治者）放棄北方遊牧場所湧入中原就是最好的明證。可見由於惡劣的氣候條件，亞洲中北部的大陸性氣候區已不能夠滿足遊牧民族的生活需要，北匈奴人也在這個時期離開了中亞，開始了他們向西的漫漫征程。）但漢人顯然還不足以重新確立他們在北方的優勢地位，冉閔的失敗說明在北方大量少數民族（這些民族從數量上說在北方的不少地區已不能算少數民族）尚未完成自身的漢化之前，想要在北方建立一個秦漢或是魏晉式的漢人國家是不可能的。來自東北的鮮卑人和來自西北的氐羌人填補了中原統治者的空白。
南方還掌握在昔日中原之主司馬氏的手中，不過這些司馬昭的後人們完全沒有他當年的威風，大多數東晉皇帝生殺予奪的權力甚至都掌握在權臣們的手中。而即使是權臣，其素質也是出奇的差，無論是驕橫的王敦，還是多疑的庾亮，若是放在漢末或是魏末恐怕連帶兵打仗、出謀劃策的資格都沒有。相比之下還算有些才幹的，就是桓溫了。
晉穆帝永和十年（西元354年），已經集內外大權於一身的征西將軍桓溫從駐所江陵出發，分水陸三路進攻前秦國都長安。（桓溫的三路大軍有兩路出自荊州，即水軍自襄陽逆流而上，步軍從淅川出武關；第三路由蜀中的司馬勳所領，出子午谷直取長安，這正是一百多年前魏延曾經向諸葛亮提出過的建議，歷來爭議頗大，我們在此不妨且看東晉在有兩路軍配合的情況下採用這種策略的成果。）涼州的前秦叛將王擢也乘機攻打前秦西南重鎮陳倉，響應東晉的進攻。前秦皇帝苻健派了五萬軍隊，由自己的太子苻萇和弟弟苻雄帶領，在嶢柳抵抗晉軍。北方軍隊已有數十年沒有遇到來自南方如此強勁的攻勢，一仗下來，秦軍敗得不成樣子。接著桓溫的弟弟桓沖又在白鹿原擊敗了苻雄的軍隊。秦軍在連續吃了敗仗之後士氣大大受挫，苻健只帶了六千名老弱殘兵退入長安，堅守城池。
桓溫轉戰前進，最後屯兵灞上。關中一帶的郡縣盡皆來降，男女老少夾道歡迎晉軍的姿態，就和見了親人似的。這個時候距離西晉滅亡不到四十年，當年飽嘗亡國之苦的關中百姓裏年輕一些的還在世，於是才有耄耋老人含著淚說“想不到今天還能見到官軍啊！”
但這卻是北方最後僅存的漢人情懷。換而言之，這一次或許是東晉恢復北方的最後的機會。（連苻健剛進入關中時也深深體會到這一點，大概是因為西晉最後亡于長安，再加上後趙在關中的統治並不牢固，民心思晉在關中是個讓氐人統治者頭痛的問題，苻健在統治初期也不得不與桓溫通好。）隨著永嘉之亂那一代在北方倖存下來的漢人的消亡，以及後來胡人陸續大批的遷至長安一帶，長安越來越脫離漢人的控制。等到半個世紀以後另一位善戰的東晉大將劉裕再次來到這裏時，這個城市的形象已去漢人的想像甚遠，它的得而復失也就成了理所 當然的事了。
這位將軍是誰？我想自不必我多說。這場一觸即發的戰爭，便是日後震驚中外（我覺得用這個詞並不算過分）的“淝水之戰”。關於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還是讓我們從三十年前的另一場南北戰爭說起。
西元350年前後因後趙皇位之爭引起的北方大亂，正如清華cinason兄在其大作《元嘉三十年》中所說的，其直接結果就是導致匈奴、羯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的加速衰亡。（既然提到了匈奴人和《元嘉三十年》，在此我順便談一點我的看法。關於北匈奴在中國歷史上的消失，“慕容鮮卑”中曾經略有提及。北匈奴的西遷路線大致有點接近一千年後蒙古人的西征路線，與蒙古人不同的是，北匈奴最初的目的還不是征服，而是尋找一個棲身之所。在南匈奴、漢人以及鮮卑人的打壓下，遼闊的大漠地區已經無法立足，但他們的遷徙步伐在一開始是慢了一些（否則按照匈奴騎兵的速度，無須等到兩百多年後才出現在東歐境內）。他們在中亞細亞地區至少滯留了不少時間，在這期間的記錄在中外的史書中幾乎毫無記載，我們只好從常理推斷，他們仍然繼續其原先的遊牧生活。中亞歷來是一個天然的好牧場，且是個民族聚居之地，這個推斷應該是站得住腳的。那麼是什麼驅使北匈奴人離開亞洲，千里跋涉，進入歐洲呢？我對中亞和東歐的情況不甚瞭解，從中國方面來看，似乎也有一個回答可以自圓其說，即氣候的反常。西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的中國地區自然災害連連（可參看 “永嘉之亂”第四章），長城以北的氣候也不可能不受影響，各少數民族（不僅是上層統治者）放棄北方遊牧場所湧入中原就是最好的明證。可見由於惡劣的氣候條件，亞洲中北部的大陸性氣候區已不能夠滿足遊牧民族的生活需要，北匈奴人也在這個時期離開了中亞，開始了他們向西的漫漫征程。）但漢人顯然還不足以重新確立他們在北方的優勢地位，冉閔的失敗說明在北方大量少數民族（這些民族從數量上說在北方的不少地區已不能算少數民族）尚未完成自身的漢化之前，想要在北方建立一個秦漢或是魏晉式的漢人國家是不可能的。來自東北的鮮卑人和來自西北的氐羌人填補了中原統治者的空白。
南方還掌握在昔日中原之主司馬氏的手中，不過這些司馬昭的後人們完全沒有他當年的威風，大多數東晉皇帝生殺予奪的權力甚至都掌握在權臣們的手中。而即使是權臣，其素質也是出奇的差，無論是驕橫的王敦，還是多疑的庾亮，若是放在漢末或是魏末恐怕連帶兵打仗、出謀劃策的資格都沒有。相比之下還算有些才幹的，就是桓溫了。
晉穆帝永和十年（西元354年），已經集內外大權於一身的征西將軍桓溫從駐所江陵出發，分水陸三路進攻前秦國都長安。（桓溫的三路大軍有兩路出自荊州，即水軍自襄陽逆流而上，步軍從淅川出武關；第三路由蜀中的司馬勳所領，出子午谷直取長安，這正是一百多年前魏延曾經向諸葛亮提出過的建議，歷來爭議頗大，我們在此不妨且看東晉在有兩路軍配合的情況下採用這種策略的成果。）涼州的前秦叛將王擢也乘機攻打前秦西南重鎮陳倉，響應東晉的進攻。前秦皇帝苻健派了五萬軍隊，由自己的太子苻萇和弟弟苻雄帶領，在嶢柳抵抗晉軍。北方軍隊已有數十年沒有遇到來自南方如此強勁的攻勢，一仗下來，秦軍敗得不成樣子。接著桓溫的弟弟桓沖又在白鹿原擊敗了苻雄的軍隊。秦軍在連續吃了敗仗之後士氣大大受挫，苻健只帶了六千名老弱殘兵退入長安，堅守城池。
桓溫轉戰前進，最後屯兵灞上。關中一帶的郡縣盡皆來降，男女老少夾道歡迎晉軍的姿態，就和見了親人似的。這個時候距離西晉滅亡不到四十年，當年飽嘗亡國之苦的關中百姓裏年輕一些的還在世，於是才有耄耋老人含著淚說“想不到今天還能見到官軍啊！”
但這卻是北方最後僅存的漢人情懷。換而言之，這一次或許是東晉恢復北方的最後的機會。（連苻健剛進入關中時也深深體會到這一點，大概是因為西晉最後亡于長安，再加上後趙在關中的統治並不牢固，民心思晉在關中是個讓氐人統治者頭痛的問題，苻健在統治初期也不得不與桓溫通好。）隨著永嘉之亂那一代在北方倖存下來的漢人的消亡，以及後來胡人陸續大批的遷至長安一帶，長安越來越脫離漢人的控制。等到半個世紀以後另一位善戰的東晉大將劉裕再次來到這裏時，這個城市的形象已去漢人的想像甚遠，它的得而復失也就成了理所 當然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