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百萬大軍的統帥，但在他最後孤身逃亡時竟然戲劇性地成為“人為財死”的犧牲品，不能不引起後人的感歎。
李秀成被俘後在為曾國藩寫供狀（即《自述》）時帶著悔恨交加的心情，談到他從天京突圍出來獨自逃到山中破廟因財而喪身的經過：“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縐沙帶捆帶在身，不知此日如此心迷，到破廟休息，遂將珍珠寶物吊在樹下，欲寬身乘涼，不意民家尋到……，那幫百姓得我寶物，民家見利而爭，帶我這幫百姓，去問那幫百姓，兩欲分用。那幫百姓雲：‘你問我分此物，此物中國大頭目方有，此外別無。爾問我分此物，爾必獲此頭目’，雲言該百姓帶我，必有私忌，兩家並爭，因此我藏不住，被兩個奸民查獲，解送前來。”他的百萬私財與百萬大軍兩夢，就這樣同時破滅了。
忠王財寶知多少
李秀成在廣西加入太平軍時只是一名兵，隨軍到天京。到1856年天京事變時雖然升為中級官銜的地官副丞相，但太平天國前期嚴禁官兵私藏金銀珠寶，所以他在前期不會聚斂私財。從天京事變到1860年佔領蘇州以前，李秀成駐軍在安徽相城、江蘇浦口一帶貧困的地方，行軍戰鬥頻繁，所轄的兵員不多，雖然他此時已被封侯、封王，但私財也不會聚斂很多。直到佔領蘇州後，李秀成的私財才急劇地膨脹起來。
英國翻譯兼代理寧波領事富禮賜，于李秀成佔領蘇州10個月後到天京訪問，從1861年3月至9月在天京住過半年，並在忠王府住過，與李秀成見過面。離開天京以後他發表《天京遊記》（《太平天國》Ⅵ）一書，比較客觀翔實地記述了他在天京的見聞。如受忠王兄弟李明成招待宴會的情景：“盛眞饌的盤子是磁制的，共九個，形如花瓣，彼此配合而成為一個玫瑰花形……席上筷子、叉、調羹均用銀制，刀子為英國製品，酒杯為銀質鑲金的。”他還在李明成的帶領下參觀忠王府內的寶藏，他在《天京遊記》中記錄著這次奇遇：“他把忠王所藏的許多珍奇的東西給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頂真金的王冠，以餘觀之，此真極美珍品也。冠身為極薄金片，鏤成虎形，虎身及虎尾幾可繞冠前冠後，兩旁各有一小禽，當中則有鳳凰屹立冠頂。冠之上下前後複鑲以珠寶。余曾戴之頭上，其重約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許多寶玉及珍珠……各室內置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銅器多件。吾友——王弟所自用之文具均有大價值，硯是玉制的，盛水的盂是由紅石雕成的，筆是金制的，筆架乃是一塊大紅珊瑚，裝在銀座上，水晶和玉的押紙具多具，四散放在桌上。桌上又置有七個時鐘，時間都不一致。凡各器物可用銀質者皆用銀制，刀鞘及帶均是銀的，傘柄是銀的，鞭子、扇子、蚊拍，其柄均是銀的，而王弟之手上則金鐲銀鐲累累也。”
富禮賜所記的忠王府珍貴器物，有的注明來自蘇州（如九瓣玫瑰盤），有的雖然沒有注明出處，但也只有工藝發達的蘇州才能生產出如此珍貴如此精美的金寶王冠、如意之類的寶器。所以，李秀成的私財積累，主要是從蘇州開始的。當時昭王黃文英就說過：“那忠王也是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太平天國》Ⅱ858頁），這大約反映了李秀成佔領蘇州繁華地以後一心營私的基本情況。
李秀成究竟斂積了多少私財，撇開他在蘇州和天京新建及舊的三座宏偉王府不計，就現金而言，從他在《自述》中提到的錢糧支出，除去其中難以分清公私的部分，僅就其中的六筆私財，仍然可以窺見其富有的程度：
（1）1863年他離開天京赴蘇州時：“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闔家婦女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
（2）蘇州失守以後，李秀成回到天京。天京的事雖然由天王兄洪仁達提理，不歸李秀成管，但在1863年秋，大約是天京臣民向這位著名的富豪起哄要救濟，李秀成不得不為貧民“開造冊者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二十元，米二擔，俱到保堰領取。”
（3）發過了銀、米以後，還有人鬧，李秀成“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米穀，發放城內窮人。自轄之官兵又不均勻，再不得已，將家內母親以及婦女首飾概變為軍資。”（見《自述》）
（4）李秀成的朋友松王陳德風因為陰謀叛變投敵而被捕，由李秀成出面營救時“代用去銀一千八百餘。”（《自述》）
（5）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偷到南門外曾國荃大營，接洽獻城投降，事情洩露被捕後，也由李秀成托補王莫仕葵營救，用去了一筆為數不少的銀兩。
（6）即本文開頭所提，李秀成帶在身上因而被俘喪命的那一帶縐紗包裹的珍寶，其價值更是難以估計了。
以上六筆中有具體數目的三筆，少則千兩以上，多則十幾萬兩（元）。最後那筆落難喪身的珍寶價值連城，但也只是他在天京淪陷倉促突圍時抓到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難以隨身攜帶的財物則連同王府一起落入湘軍手中了，換了主人。
李秀成的動產如此驚人，他的不動產尤其可觀。他在天京有兩座忠王府。與天京新忠王府興建的同時，在蘇州又另建一座遠遠超過天京忠王府的豪華忠王府。蘇州淪陷後，李鴻章進駐這座忠王府時竟驚歎為“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這些王府內究竟貯存著多少珍寶金銀，誰也無法計算得清楚，但從英國人富禮賜參觀天京舊忠王府寶庫時所見到的無價之寶，再從曾國荃揭露李鴻章從蘇州忠王府論斤賣錫器一次賣了20多萬斤，就可以看到李秀成寶藏的豐富，說其擁有“百萬家財”實非虛估。
靠私兵聚斂掠奪私財
李秀成佔領蘇州以後發了大財，而擄聚這些財物主要是靠他手下的兵丁掠取豪奪，因此除了自己佔有外，還要拿出一部分財物用以養兵。他擁有的兵力在佔領蘇州以前不會超過萬人，如他在《自述》中說，他在進蘇州兩個半月前，從天京奇襲杭州時，兵力只有六七千之眾。”從杭州返回天京到蘇州時：“自李文炳、何信義獻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得其部眾五六萬人。”兵力增加了七八倍。隨即利用蘇州地區的財富繼續招兵，數量更大。半年後他到江西湖北招兵，臨行前點派蘇州留守部隊交給部將陳坤書時已有十萬之眾，李秀成自己也要帶幾萬人，合計他在蘇州已有一二十萬人。其後1861年6月在湖北將“來降之人招齊，大概三十萬之數”。同年8月他從湖北撤退到江西河口時，遇見一支從廣西脫離翼王石達開回歸中國的百戰精兵，又收“得其二十余萬”，以上一年時間，他在蘇州、湖北、江西三地即擴軍七十余萬人，其後當然還會繼續招兵。所以四年後李秀成被俘寫“自述”時自言他“部轄百餘萬眾”，這當是真實的。
這百余萬大軍彙集在蘇、浙狹窄地區，軍費浩大，可想而知。而軍費來源只能向百姓加征賦稅、掠取財物。這些財物除一部分用以養兵外，大量的還是用來興建李秀成的新王府、新官舍，供他個人斂聚私財，揮霍享受。甚至連興建王府官舍的工役也來自軍工。
英國人富禮賜在李秀成佔領蘇州10個月後到天京參觀訪問時，用對比的手法，記述他從現場看到的天王府與忠王府兩處建設工地的情景。他寫道：“天宮工程只完成其一半，全宮面積將倍於現在，但在那裏做工的兵工只寥寥十餘人，究未知其何時方竣工也。”他又觀看了天王洪秀全的幾個王兄王弟的王府，規模和陳設都無法與宏偉的忠王府比擬。李秀成曾當面向他誇耀新忠王府為天王府以下最佳最美的建築物。富禮賜還由王弟引導他去參觀正在建造中的忠王新邸。他描述此處王府說：“此真是宏偉的工程，其大僅亞廣州之總督衙門一籌耳。工人千余方在此工作，有些造上蓋，有些雕工刻石，又有數人站在一旁拿著藤鞭在手，凡有懶惰者即鞭之。工程大部已完，全府氣象即如一間中國大衙門，棟樑崇偉，雕刻精緻。我問：‘工人得工資多少？’王弟答：‘你們英國人給工資雇人做工，我們太平軍知識多些（意謂工人皆不付工資之強迫工役也），我們中國是不是很偉大呢？’……”（《天京遊記》）
富禮賜記錄中透露的資訊是，從天王府到忠王府，都在使用軍人作“不付工資之強迫工役”，所以手握兵權的李秀成能夠派出多於天王府百倍的兵力建築新王府，能夠在佔領蘇州不到一年即建成“太平天國中最佳最美的建築物”，與天王府的寥寥十餘工兵對比，可知李秀成擁兵私用，而不把天王府放在眼裏。
蘇州那座規模更大的“神仙窟宅”般的忠王府，最初使用三千人，後來有增有減，大部分使用的也是不付工資的“軍工”。幾千人從1860年太平軍佔領蘇州到1863年底蘇州失陷，“工尚未峻，城已破矣”。上行下效，可以想見蘇、浙地區有記載有遺跡的許多王府官舍，當年該使用多少“不付工資之強迫工役”的軍工、又會耗費多少物資財富呵。
不聽軍令擁兵自重
李秀成從進入蘇州以後，就拒不服從中國的軍令，開始擁兵自重。本來太平天國為爭取列強中立，始終執行“東守西攻北伐”的戰略，未曾向上海進軍。1860年6月太平軍佔領蘇州以後，李秀成為謀求上海的關稅，不顧天王所頒到蘇州為止的詔令，貿然進軍上海，從而招致了列強以保護租界為藉口而發動的武裝干涉。後來遵王賴文光在他寫的《賴文光自述》中指責李秀成，說：“……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
李秀成把百萬大軍視為私有，不許任何人調動他的一兵一卒。他在《自述》中直率地向曾國藩表白：“我在中國時用文蓋印者，無我親書密號，其將不從。”提到中國為統一軍權所作的軍事改革，他說：“營稱天營，兵稱禦林兵，那時人人遵稱，獨我與李世賢不服。”對天王調他赴援天京上游門戶的幾次嚴詔，李秀成再三抗拒不肯遵行，還自鳴得意地說他“管主從與不從”、“主本不從，我強行而止”。
太平天國後期的戰略重點，是迎戰從上游大舉攻撲安慶威脅天京的曾國藩湘軍，對此中國曾有五次具體的戰略部署，都因李秀成的逆命而流產。
這五次戰略部署是：
第一次是1860年5月太平軍破清軍江南大營以後，天王洪秀全命令太平軍乘勝追擊到常州、蘇州，限一個月肅清殘敵後回師到上游安慶，集中兵力消滅湘軍。可是太平軍6月2日佔領蘇州完成了追殲殘敵的任務後，陳玉成立即領兵到皖北奮戰安慶城下，而李秀成則把天王嚴詔置之腦後，自行越過蘇州進軍上海，開闢了與列強苦戰不勝又難以脫身的第二戰場，使太平軍由天京解圍後取得的戰略主動陷入致命的東西兩面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面。主戰場安慶方面，過去陳、李合軍曾經幾次擊退過敵軍對安慶的進犯和圍困，這一次只有從蘇州趕來的陳玉成孤軍奮戰，使曾國藩得以乘太平軍陳、李分軍的機會，完成了對安慶的戰略包圍；
第二次援皖是1860年11月前後，中國命李秀成與楊輔清沿長江南岸向西攻取九江，切斷湘軍圍攻安慶的後路，與奮戰在安慶前線的英王陳玉成呼應，擊退或消滅湘軍。這是五個月前第一次援皖行動流產以後實行的補救措施，仍然有成功的可能。但李、楊聯軍攻到湖口城東，九江業已在望的時候，李秀成因為謀求浙江，突然撤軍東走，影響到楊輔清勢孤力單無法再進，迂回援皖的進軍計畫又一次流產。
因李秀成退軍行動匆促，連乘虛突襲曾國藩大營活捉曾國藩的機會也放過了。據說當李秀成領兵經過皖南祁門附近的洋棧嶺時，設在祁門的湘軍曾國藩大營一片混亂，文武幕僚紛紛逃亡，祁門異常空虛。曾國藩也寫好遺書，準備一死。可是李秀成卻率部匆匆過境，馳經浙江常山過年去了。曾國藩僥倖得以逃生，這一險局在清軍中曾傳為笑談，為曾國藩的一大恥辱。
第三次援皖行動，是在1861年初，安慶保衛戰已到最後決戰關頭。而李秀成從浙江嘉興到蘇州準備到湖北招兵，此時天王嚴詔命領兵赴上游，支援安慶，但李秀成不從，仍堅持出師江西、湖北。天王盛怒。後經朝臣從中周旋，天王又作出了李秀成等從江西三路上湖北南岸，英王陳玉成一路出湖北北岸，四路迂回進取武漢，逼湘軍從安慶撤退的決策。這一戰略部署顯然是為了遷就李秀成上江西湖北招兵而作出來的，但仍然不失為一個頗有氣魄並為湘軍所懼怕的釜底抽薪戰略。如果認真實施，還是有可能擊敗湘軍救出安慶，從而穩定天京上游局勢的。可惜又因為李秀成迷戀江浙而功敗垂成。
這一次大迂回的戰略決策，英王陳玉成是很認真執行的。他只用了十幾天時間就從安徽翻越過大別山，於1861年3月18日佔領了距漢口東一百七十裏的重鎮黃州，準備接應南岸的李秀成會師武漢。而李秀成則因為在江西一路招兵，遲了兩個多月於6月才到達湖北境內。而他到湖北後，即不攻武昌，又不渡江增援安慶，仍然是只顧招兵。
李秀成進入湖北境內時，極大地震動了清軍。守備力量異常空虛的湖北省會武昌城內，官吏逃亡，百姓騷動，隨時有城陷易幟的可能。在安慶前線督戰的湖北巡撫胡林翼帶病馳返武昌坐鎮，並準備隨時把圍攻安慶的湘軍全部調回湖北固守武昌這一根本之地。但出乎湘軍將帥的預料，李秀成於6月15日兵至武昌境內並未攻城，而在招齊了三十多萬新兵以後，突於7月9日又全部退出湖北，對這一驚心動魄的戲劇性事件，湘軍方面直到天京淪陷審訊李秀成時還心有餘悸。曾國荃的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記有他審問李秀成時的一段對話：“余（指趙烈文。下同）又問：‘十一年（即1861年）秋，爾兵至鄂省南境，更進則武昌動搖，皖圍撤矣，一聞鮑帥至，不戰而退，何耶？’曰（指李秀成。下同）‘兵不足也。’餘曰：‘汝兵隨處皆是，何雲不足？’又曰：‘時得蘇州，而無杭州，猶鳥無翼，故歸圖之’……”（《趙烈文日記》）當時李秀成就是用從湖北、江西招來的兵，尤其是從廣西轉戰回來的翼王舊部20余萬精兵，如潮湧東進般去占取浙江全境。
曾國藩當時身任節制安徽、江西、浙江、江蘇四省軍政大權的欽差大臣，清朝政府和蘇浙官紳同聲呼籲他領兵東進救援江蘇、浙江，但他堅持主攻方向毫不動搖。他認識到安慶戰事是與太平軍決戰的主要矛盾，不但不派兵赴援蘇、浙，而且連江西、皖南一帶的精兵如主力鮑超等部，也從江西一帶調往皖北安慶前線，他自己也把大營從皖南祁門調到安慶附近的水師船上。
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救安慶，是1861年，在曾國藩從江南岸調兵到江北，他自己親臨安慶前線，集中兵力對安慶發動最後總攻擊的時候，太平天國的英王陳玉成眼看到安慶保衛戰已經到了最後的決戰關頭，他親自馳返天京向天王稟陳安慶決戰勝負將直接關係到天國的安危興亡，請求緊急派兵增援。天王首先想到擁兵大戶李秀成，派朝中重臣千王洪仁眡趕赴浙江向李秀成求援，卻不料遭到剛從湖北、江西招得五六十萬精兵的李秀成的拒絕。據洪仁眡三年後被俘寫的《自述》回憶到這件事時，他說，當時李秀成說：“中國有了蘇、浙，可以高枕無憂。”洪仁眡當即反駁李秀成：“自古取江山，屢先西北而後江南，……況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稱為中州漁米之地，前數年所恃無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浙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今殿下雲有蘇浙可以高枕無憂，此必有激之談，諒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殿下之言，非吾所敢聞也。”（《洪仁眡自述》）而李秀成仍一味搪塞，一心進軍浙江，堅決不肯派兵救援安慶。結果當李秀成揮其百萬雄師如潮湧入浙江的時候，皖北安慶城下陳玉成軍血戰經年業已精疲力竭。
第五即最後一次拒絕赴援皖北，是英王陳玉成在安慶戰後率領殘部退守廬州，為天京保守這一最後屏障，從1861年8月堅守到1862年5月，牽制住攻克安慶的湘軍，使湘軍在這九個月中遲遲不敢進攻天京。在這關係天國大局的戰役中，李秀成只顧取杭州、戰上海，而不派一兵一卒去增援廬州，以致廬州失守，陳玉成犧牲。在廬州失守17天後，曾國荃即率領湘軍水陸進抵天京城下。
到了天京又一次陷入包圍，李秀成才驚恐起來，趕緊調動兵力救援天京城。以前天京曾經有兩次解圍戰，但那兩次（1856、1860年）反包圍戰都有陳玉成參加指揮，得以取得消滅敵軍為天京解圍的大勝。這一次救援天京之戰，由於失去了陳玉成的組織指揮，李秀成雖然在曾國荃的湘軍剛到天京三個月，立足未穩並且疫病流行的情況下，率領60萬大軍投入戰鬥，但大戰45天後，終未能趕走僅有2萬人的湘軍。此時太平軍已軍心渙散，諸王以衣單缺糧為藉口紛紛離散，解圍戰以失敗告終。
李秀成未能解天京之圍，兩個月後他又率領20多萬大軍渡江“掃北”，希圖收復皖北失去的地方，但到六安而兵敗退回時，兵員已損失了百分之八九十，想遠離帝國主義洋槍隊而從沿海轉到內地的夢想也落了空。到這時，李秀成才看到迷戀蘇浙坐視陳玉成苦戰皖北而不救援的錯誤，他的百萬大軍已經分崩離析各奔前程去了。
由於百萬大軍統帥李秀成“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向天王鬧獨立分裂，擁兵自重和斂聚私財的結果，以致他的部下離心叛變，尤其是他的親信大將納王郜永寬裹挾李部嫡系精兵十余萬人把蘇州完整地奉獻給李鴻章，最終徹底搞垮了李秀成。李秀成在吃過曾國藩的臨別賜宴後，說了幾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願，歡樂歸陰”，兩手空空地走向人生終點，赫赫威風的百萬大軍統帥與百萬家財富豪，最終也只落得財空、兵空、命喪，這大約是他當初絕沒有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