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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試著用地理角度檢視最近香港政治的意義
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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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試著用地理角度檢視最近香港政治的意義

◎李弘祺

不記得究竟是羅爾綱或是簡又文說的了,也或許都不是,不管如何,很多人都同意:中國近代史是在廣州開始的,而因此它的發展受到了廣東人的性格極大的影響。如果是在上海發生的話,那麽它的情形可能非常不同。

這個話我認爲相當有道理。李敖生前就曾經說過,黃花崗72烈士,多的是廣東福建人,而一個江浙人也沒有。這話雖然有弦外之音,但卻是事實,反映了一個東北人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的譏刺。更重要的是,這種地理決定論在歷史解釋堥銋磞酗@定的道理。

近幾十年來,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一般缺乏真正活在中國大地的經驗,對地域差異的感受太過淺薄,因此幾乎從來不用地理因素來解釋中國的政治。影響所及,臺灣的史家由於受到西方漢學家的影響太深,也很少使用地理因素來解釋歷史現象;其實地理歷史學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許多「不可理喻」的政治決定,它絕對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解釋歷史因果的輔助學問。讓我試著用這種地理角度來檢視一下最近香港政治的意義。

香港割讓及租借給英國的經驗,塑造了近代香港人的性格,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但是香港的廣東人也保留了廣東歷史的影響,支配了香港人在政治的表達及行動上面,帶有一種與中國北方或江浙地區非常不同的特色。

大多數的人能記得的廣東歷史,最早的大概就是第九世紀後半,黃巢到了廣州,殺死了12萬的胡商(波斯、阿拉伯、猶太等等)這件事。的確,從伊斯蘭教興起,一路到明初,廣州是一個繁榮的國際商埠,住的外國人也很多。但是廣東人對於外國人,似乎常常不假詞色,性格顯然相當剛烈。

廣東的土客械鬥史也是一段極爲重要的社會記憶。一般中國人可能不知道,清朝中葉,英國人已經大量來中國尋求貿易時,廣東卻仍然不斷發生械鬥事件。1854─1867年間的土客衝突,死傷達數十萬人。這也是有長遠械鬥歷史的閩南及臺灣所無法相比。

傳統中國人提到這個歷史現象,總是歸罪於民風的保守和險惡,或説是倭寇的掠奪所造成。其實所謂的海盜很多是閩粵人不理政府的禁海政策,冒險入海貿易或捕魚,而被誣衊而成。所以廣東和福建的人,對明朝政府不免因此產生強烈的疏離感,難以信任這個禁絕他們奔向海洋的大陸國家。試想,在海禁的政策之下,漁民不得不望海興嘆,無法捕魚,這樣的日子怎麽能產生向心力?

就這樣,英國在香港150多年的統治的確經歷了相當的磨合。我猜想一般中國人可能因此覺得,當年如果英國人遇上的是江浙人,那麽遭遇的抵抗和後來統治的難易,應該就會非常不同。因爲上海雖然是江寧條約簽訂後才開埠的,它和鄰近的寧波早從宋代以來,已經是中國文化生活的中心,而特別善於處理跟日本人(以及流求人)的商貿來往。

我們現在都知道,日本人對寧波的記憶非常正面,江南文化的細膩和社會生活的符號化在在都讓日本人佩服。從揚州出發去日本傳教的鑒真,從餘姚到日本避難的朱舜水都是江浙人。這樣說起來,也許如果近代中國史的源起之地是在豐腴而秀麗的江南,那可能真的會大大不同。

然而,閩粵人粗曠而好勇狠鬥的民風,其實有一個中國人一向不願認同的特點,就是非常堅持自己所認同的地域傳統和價值。海南人(當然是廣東人)海瑞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縣F棺材去覲見皇帝的就是他。他開創的這個傳統到了三百多年後的臺灣仍然能引發廣泛的共鳴。《華爾街日報》曾以務實(忠於信念,信守諾言true to conviction)來形容廣東人,但是「務實」的另一面是缺乏抽象的想象或不奢空談的理想。

我個人對這一點有深切的感受,例如如果你問香港人在近代有什麽思想家,那麽一般人都答不出來。有一次我問香港一個退休了的中學校長,是不是能擧出當代香港的思想家,結果他竟然只能擧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勞思光。這幾個人統統是香港的外省人。再問下去,他就只能提到當前在港大和中大哲學系的教授了。

事實上,廣東的思想家不是沒有,「廣東的孔子」陳白沙就是一例。但是他是唯一能陪祀孔子的廣東人,而他的弟子湛若水所開展的江門學派,也終於不敵王陽明思想的深刻宏博。

我個人對這個現象的看法是:缺乏體大精深的學派,正表現出廣東社會思想的内在一貫性和保守性,使廣東社會能在務實的生活中,發展出特別有韌性、有凝聚力的「共同體」特色。因此,廣東有中國最完備的宗族組織,讓英國人驚奇不已。陳白沙在推動宗族組織上面,也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1925年5月30日,上海因爲日本警察開槍殺死示威的中國人,爆發大規模罷工、罷課與罷市。這就是有名的五卅慘案,或說五卅運動。五卅運動的消息很快地也傳到香港。香港是帝國主義「侵略」及「殖民」中國最明顯的象徵。於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馬上呼應上海的遊行,於六月19日發動了有名的「省港大罷工」。廣州和香港兩地串聯,三天内就有超過兩萬人離開香港的工作,去了廣州。

這裡不詳細躑z省港大罷工的過程,而只就上海及香港(包括廣州)兩地運動的規模及持續時間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好凸顯兩地政治行爲是如何的不同。五卅慘案在上海雖説動員了20萬人,但是到了八月中,各樣罷市罷課的活動已經停止,悄然結束。

相對之下,在香港及廣州就有不同的表現。抗議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居然持續了長達一年半之久,上街遊行的人數更高達25萬人(6月23日的沙基慘案;按:沙基在廣州市内)。中間成功地使英國罷黜了當時的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總督,由金文泰(Cecil Clementi)替代。最後因爲國民黨成功控制了局面,並與殖民地政府合作,削弱了堅持繼續抗爭的共產黨(鄧中夏、周恩來)或國民黨左派(廖仲愷被暗殺)的力量,才終於在1926年的10月10日正式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

比諸上海,顯然廣東人對政府的抗爭,時間遠為持久,靭力也更爲堅強。上海的抗爭在中國共産黨正式的文件裡,認定一共死了13人。但光是在沙基的抗議中,中共官方的記錄就死了61人。今天在臺灣,歷史教科書給我們的印象是:上海有一個驚天動地的五卅慘案或運動,而知道省港大罷工的,則幾乎沒有人。

以上的比較相當簡陋,沒有能把許多同時在發展的歷史動力放進去考慮,我的目的只是想要凸現香港人的政治行爲的特色。毫無疑問的,香港或廣東人對於政治信念的堅持是非常明顯而勇敢的。我固然認爲這樣的不同是廣東人一向有的性格,但它也是他們近代歷史經驗的展現。

省港大罷工的前六年,英國政府剛剛處理了震驚國際社會的阿姆利則慘案(Amritsar Massacre;有三百多人被機關槍濫殺),因此對於殖民地抗爭的處理方式,有最新的慘痛經驗及教訓。也因此形塑政府指導,必須透過殖民政策的整頓以及與溫和派的誠信談判,來以時間換取空間,保住了殖民政府的安定治理及命脈。

所以說,香港人的殖民經驗使得他們原先就有的内聚、堅毅、和樸實的特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並使他們相信正直和持久的堅持一定可以產生積極的政治效果。這個是150多年英國統治的正面遺產。

香港人很自然地認爲上街表達意見,爭取公衆的支持及附和乃是正當而合理的政治程序。公衆政策就是這樣制定的。海瑞如此,當今的香港人也是如此。統治他們150多年的英國殖民地政府所帶給了他們極爲細膩的白皮書、綠皮書的咨詢程序,也是建基在這樣的政治信念上面。

30年前的六月四日,當150萬人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為六四慘案哀悼的那一刻,他們固然是表達對中國政府的一種控訴,對死傷的「同胞」掬同情的眼淚,但也是他們希望中國政府能接受現代政治價值的一種訴求。沒有想到這個最後的民主政治的訴求,經歷了回歸中國以後爭取廿三條的立法,黃雨傘運動的街頭抗爭,竟然都毫無進展,政府的政策缺乏程序的正當性,於是,就這麽上街了。這是廣東人生命力的DNA,也是他們唯一知道的合乎理性的政治行爲。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此帖子已經被凡夫俗子於2019/7/3 上午 06:34:54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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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 上午 07: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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