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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之脫離中國，前因後果，歸結到一點：慈禧集團絞殺戊戌變法而引發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從而使民族問題找到了極端的表達方式。
　　

１８９８年的戊戌變法，是一場切中時弊、和平、理性的改良運動，雖然它對於中華民族而言來得未免太晚（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慘敗已長達５８年，其間多少次喪權辱國、民生塗炭的恥辱記錄），但還是受到中國最反動的政治勢力的殘酷絞殺，浸滅於血泊之中，逼得熱血青年、改革家無路可走，也無法再做什麽朝野之間的“良性互動”，改良驟然演變成革命，以暴力推翻滿清王朝，武昌起義是這一邏輯發展的自然 結果。我認為這是正確的歷史選擇，完全不同意有些學者對這場革命的批評，我也完全不同意那種在慈禧集團殘酷扼殺百日維新之後，還認為中國應當搞君主立憲的主張。

當武昌城頭起義的槍聲響徹全國，各省紛紛效法武漢而宣佈獨立，外蒙古也在這風潮中宣佈獨立，理由主要是兩個：受壓迫，保土保教。活佛在致中央駐庫倫（即後來的烏蘭巴托）辦事大臣的通牒中說：“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代恩遇，不為不厚。乃近年以來，滿洲官員對我蒙古欺淩虐待，言之痛心，今內地各省既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佈獨立，以期萬全。”（後其 均：《外蒙古“獨立”問題之探討》，第２６頁，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７８年初版）但當時的獨立風潮，內涵有所不同，內地各省是擺脫滿清王朝，外蒙則是脫離中國。

歷史懲罰統治者的愚蠢真是無情。倘若戊戌變法沒有被慈禧集團絞殺，那麽變法就會使各種社會矛盾得到緩解，實業商業諸方面也會得到發展，甚至科學技術、教育藝術也將有所創造，中國完全走上另一條道路。歷史偏偏不是這樣發展，而是一切矛盾變得尖銳不可調和，整個中國的一切智慧和力量，都集中到全力推翻滿清王朝這一目標上，終於爆發革命，於是，大一統王朝幵始解體。

外蒙之決然擺脫中國，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俄國的鼓動，也與日俄之間三次密約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滿清政府對外蒙實行的苛政，激起外蒙貴族和民眾的強烈反抗。

清代設外蒙官制，其中有“駐庫倫辦事大臣”一職，此職“尤為美缺，滿員營謀者，非二十萬金不能得。其入款之豐，年可五十萬兩，歷任大臣無不貪婪。撫馭無方，蒙情日灕。加以活佛誅索無厭，蒙人不堪其擾，活佛亦覺不排去將軍，無以飽其囊橐。雜二之心日滋不已。此時即無第三者之挑撥，形勢已漸趨險惡，況有蓄志侵略之俄人在背後從中鼓動乎？果也宣統二年三多接篆庫倫大臣，以舉辦新政，引起蒙人借題向外之意。又三多昏聵，辦事失當，蒙人圖謀獨立，倚俄為護符。幾清室聞知，停辦新政，而勢已燎原，無可救葯。”（高博彥編著：《蒙古與中國》，第９２－９３頁）在朝廷文電接二連三催促下，外蒙設立了憲政籌備處等許多機構，“一切經費，悉令蒙人供給，蒙人不堪。”（同上書，第９３頁）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覆滅前夕實行立憲而在外蒙搞的這種新政，不僅沒有得到人們擁護，反而由此激發了一場獨立運動。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滿清帝國自康雍乾盛世之後，經嘉道咸同光宣數朝，已成風雨飄搖朝不慮夕的破爛茅廬，無力自保，實已淪為必受欺辱的弱國。弱國無外交。中國不斷受到西方和日本欺辱，這也是人人可見的痛苦事實。在這樣一個國家裏，每個民族、每個人，都喪失尊嚴，飽受侮辱。這一事實不能不嚴重動搖人們在這個共同體裏生活的信心，離心離德，並渴望選擇一種新的國體模式，選擇自己的未來。武昌起義恰好造成這樣一個歷史契機。外蒙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及其手下那些大喇嘛們，抓住這個機會，宣佈獨立，國號為大蒙古國，設立政教合一的政府體制。

⊙　回歸之願

這是外蒙第一次脫離中國而獨立，但局面並非不可挽回，倘若民國政府和隨後的北洋軍閥政府，能夠以積極負責的態度妥善對待和處理外蒙問題，事情完全有迴旋餘地，而且歷史也果真出現絕好的轉機。

外蒙宣佈獨立後，隨之出現三種情況。其一，外蒙的兩種主要勢力--以喇嘛代表的宗教勢力（即所謂黃黨）和以王公代表的世俗勢力（即所謂黑黨），產生嚴重分歧、矛盾。在滿清統治下，外蒙王公享有優厚年俸，獨立後便斷絕了這份年金﹔而且，王公的爵位由中國政府冊封，爵位可以世襲，這也隨獨立而成泡影﹔政權由活佛控制，可任意指派手下大喇嘛擔任各種要職，舊章悉破，各王公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對此極為不 滿。高博彥指出：“自獨立自治以還，活佛一言便同法律，捐稅日增，誅求無厭。而王公襲爵，又不按照舊章，任由活佛左右之大喇嘛隨意指派，居今思昔，各王公咸覺歸附中央，較多利益。”（《蒙古與中國》第１２９頁）因此蒙古王公們是希望重歸中國懷抱的。

其二，外蒙獨立後，並沒得到什麽實際利益，也未真正獨立自主，它轉而受到沙皇俄國的控制和剝削，使外蒙人民對這種獨立也頗不滿。那種感覺大約有點像是剛出虎穴又入狼窩：“外蒙自獨立後，日受俄人之高壓手段，漸次剝削，蒙人覺悟。”

其三，沙俄對于外蒙，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無暇西顧。俄國捲入大戰，精疲力竭﹔外蒙對俄國已生厭惡感，此時更增輕蔑心，於是滋生擺脫俄國控制的欲望。“歐戰事起，俄國內亂，國幾不國，加以盧布跌落，蒙人受重大之損失，厭惡與輕視之心，日益滋深。故外蒙取消自治之主因，實為俄勢之失敗，加以民國七年，俄舊党部謝米諾夫包藏禍心，騷擾蒙邊，益增蒙人反感。”在這種情勢下，活佛召集全蒙王公會議，商議何去何從。他們決定撤銷自治。

歷史竟出現這麽難得的契機，使分裂的局面有希望挽救，但最終還是被北洋政府的愚頑所葬送。

⊙　北洋第二次激走外蒙
　　

１９１９年６月，北京段琪瑞政府任命徐樹錚為全權管理西北邊疆事務特使，兼任西北邊防司令。這是一個權力很大的職務，徐氏是段琪瑞最親信的人物，此要職自然不能給別人。 徐樹錚率四千軍隊抵達外蒙首府庫侖，通過都護使陳毅，在蒙古活佛、王公之間反復遊說，與他們擬定了撤治條款六十三項。外蒙已表示取消自治。

此時若能趁此以寬仁態度對待蒙人，捐棄前嫌，實可重修舊好。然而，大駕光臨的徐樹錚卻以大員身份，傲睨他人，不僅不尊重陳毅已將達成的條款，反而一反陳毅的懷柔政策和協商態度，不做相應的讓步，自恃武力，一味用強，力主從速解決問題，拒絕外蒙提出的若干條件，堅持要求外蒙無條件撤銷自治。這種毫無彈性的強硬態度，使外蒙官員生抵觸情緒。徐氏嚴詞限令外蒙政府３６小時給予答復，否則兵戎相見﹔而且，在冊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時，令其起立受封，這種傲慢態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駐庫倫辦事大臣地位與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禮）。從這種處事態度看，徐氏顯然既非外交家亦非政治家，衹是一介武夫而已。外蒙喇嘛與王公對此霸道態度雖然極為憤慨，但兵臨城下又委實無奈。他們那一點兵力遠非徐氏軍隊的對手，衹好暫時屈服，于同年１１月１６日簽字，撤銷獨立自治。北京那邊，對這一重大事情，也衹採取以一紙空文搪塞的敷衍態度。　
　　

歷史若總是由一時的某種暴力或兵力上的暫時優勢而決定，那麽事情就未免太簡單了，恰恰相反，炫耀武力，仰仗強權的人，最後總是兵敗山倒，一塌糊塗。徐樹錚大耍武夫威風，上層蒙人，無論王公還是喇嘛，都銜恨於北京政權，衹是暫時壓住，等待機會再掀風波。
　　
　　

徐樹錚及其所屬派系忙於內鬥，別有他圖，急返北京﹔他臨行時還把陳毅軟禁，將蒙事託付另一人﹔這樣，外蒙複歸實際上不過是一紙空文。他們沒有做任何輔助工作，而且，駐紮在庫倫的軍隊首領之間關系不睦，旅長褚其祥和騎兵團長高在田彼此鬧氣。
　　
　　

機會果然很快就來了。１９２０年，徐樹錚受到抨擊，直系將士發表檄文，宣佈徐樹錚六大罪狀，其中第二條罪狀就是譴責他對外蒙採取的錯誤政策：“乘俄人內亂之際，冒陳毅垂成之功，勾結東人，取消蒙古自治。濫邀一時之名，隱伏無窮之患。”（《直軍全體將士宣佈徐樹錚六大罪狀檄》，１９２０年６月，見《直皖戰爭》第８４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同月，直系發表為驅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邊防軍西北軍書，其中有這樣的話：徐氏“乃野心權利者，利用愚民政策，採取軍閥主義，擁我數十萬朔方健兒，以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邊，而以防內。”總統徐世昌不得不將他免職，但直皖戰爭還是未能避免，結果段氏皖系大敗﹔７月９日，段琪瑞下臺，徐樹錚遭通緝，逃入日本使館。此時中國陷入軍閥政客們的新一輪權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們個人和派系利益面前，變得微乎其微。中原內亂和上層爭奪，也必然使邊防軍隊人心渙散。
　　
　　

此時，外蒙活佛與喇嘛、王公，抓住機會，再次策劃獨立問題。他們同時向俄國紅軍和白軍雙方要求支援，請求他們幫助外蒙把中國駐蒙軍隊趕出外蒙。
　　
　　

外蒙之所以如此不擇手段地尋求幫助，再求獨立，究其原因，還在於對中國政府那種霸道做法深深銜恨、大失所望。此外，中國的政爭、內鬥乃至戰爭（直奉戰爭），徐樹錚的逃匿，駐紮外蒙兵力的薄弱（不足以抗擊俄國巴龍恩琴白匪勢力），駐兵首領內部的不睦，以及當時風行世界的民族自決學說，都對外蒙再次獨立有著重要作用。此時，北京政府在徐氏下臺後，重新啟用態度溫和、辦事紮實、與蒙人有私誼的陳毅，也無濟於事了。

⊙　坐視俄國人蹂躪外蒙不管
　　

此後的外蒙，並未得到自由。它先後落入兩股俄國勢力之手。
　　

白匪軍１９２１年２月攻陷庫侖，成立外蒙政府，仍尊活佛為君主，于同年３月２１日第二次宣佈獨立。外蒙人民大遭其罪：“所有房屋人頭等稅，一律恢復，且更加重。對於逃而複回之華商監視極嚴，非僅不許移徙，且禁其與內地通信，……恩琴所部一切需用之品，盡責令蒙人供給，稍或遲緩，輕則加以非刑，重則立予處死，完全一種流寇行為。”（《蒙古與中國》第１３９頁）此時的外蒙王公不堪其虐，請求北京救援，中國輿論亦為之大呼。北洋政府先是無動於衷，繼而勉強派張作霖為蒙疆經略使以敷衍了事。東北軍閥張作霖心中自有小算盤，其志本在中原，豈肯將大軍幵到外蒙？他衹派張景惠等部幵到察哈爾熱河，便按兵不動，任憑俄人在外蒙馳逐爭奪，衹作壁上觀。
　　
　　

中國第二次能有所為而不為，置外蒙人民之所求而不聞，眼睜睜地聽任別國力量蹂躪外蒙。此次喪失外蒙，顯然是北洋軍閥之誤國。對于這段歷史，馬鶴天的《內外蒙古考察日記》（記述作者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間在蒙古所見）有記載說，當時外蒙一切政權，由巴龍恩琴操縱主持，儼然太上皇帝。蒙人不堪，複請中央援救。赤俄亦聲言，中國如不出兵，彼當進兵代驅白黨。北京政府置若罔聞。俄國紅黨，乃指導蒙古國民黨，召集軍隊，在恰克圖設立蒙古臨時政府，與庫倫相對立，並派紅軍與蒙軍進攻外蒙……。這些記載都顯示，由於北京政府軟弱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對蒙人的請求和蘇俄的“聲言”“置若罔聞”，便意味著主動放棄自己的主權和領土。
　　
　　

１９２１年７月蘇俄紅軍與蒙軍攻克庫侖，消滅白匪，外蒙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以君主立憲制為國體，依然尊活佛哲布尊丹巴為君主，但對其權力嚴加限制，衹能掌管宗教事務，無權干涉政治。
　　
　　

到此，中國的勢力在外蒙完全消失，外蒙則幾乎完全受蘇俄控制，他們派軍隊駐紮在外蒙首府庫侖，各個重要機構均有俄國人作顧問，掌握著實權。雖然在１９２４年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有“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和有關蘇聯撤軍的條款，但已是一紙空文，外蒙之獨立已成事實。

中國失去了外蒙，版圖和主權大損，而外蒙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獨立，不過是換了另一個更強大的國家來控制和保護她而已。
　　

對中國而言，這真真可謂“無可奈何花落去”。

⊙　教訓：學會尊重別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經中俄兩國同意，外蒙政府決定於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庫侖就外蒙是否獨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投票結果，９７﹒８％贊成獨立，２﹒２％棄權（傅啟學：《六十年來的外蒙古》，第１２３頁，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外蒙總理喬巴山將結果通知中俄兩國政府。
　　
　　

中國政府於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宣佈承認外蒙獨立。這是外蒙第三次獨立，這次是她永遠脫離了中國版圖。
　　
　　

倘若我們超越“大一統”觀念來看問題，外蒙之脫離中國而獨立，雖然使我們廣袤的國土少了一大塊，但是對外蒙人民未必無益，盡管他們後來的發展並不盡如人意，但至少在這段時間裏。外蒙人民免受了１９５７年瘋狂的“大躍進”、１９５８年的“反右運動”、１９５９－６１年的大饑饉大死亡、１９６６－７６年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大苦難，特別是抓所謂“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黨）的殘酷迫害，焉知非福？

不過，從外蒙最終脫離中國而獨立的這段長達三十四年反反復複的歷史，還是有許多事情值得我們深思，從滿清慈禧絞殺百日維新、北洋軍閥的顢頇中可以看到，在中國人的統治術中，似乎衹懂得武力壓服這一種語言，從來沒有政治上的遠大目光和理性，來對待國家、民族事務，從未有過絲毫尊重人權、民主權利、少數民族權益的那種意識，也絲毫沒有採取平等協商和談判的和平方式來解決國內矛盾和爭端的意識。民族之間的關系應當以自願和自主為原則，這種民主的精神決定瞭解決爭端的方式，是協商而不是武力脅迫和暴力壓服。這是現代文明的特點之一。中國一直缺乏以積極態度把握住歷史的主動性這種卓越能力，這種消極和無能，使幾次有心回歸的外蒙亦為之無奈，最終不得不毅然脫離中國版圖。也正是這種無能，使中國的版圖在最近數百年裏不斷大面積喪失，恰恰使我們看到一個古老的民族是如何在反對進步的頑固守舊中，走向沒落、衰亡和解體。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如何使各民族彼此和睦相處，創造一種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這是需要有遠見的政治家們認真思考的。我們應當從外蒙之脫離中國這一歷史往事中得到有益的啟示，不再重蹈歷史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