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新華僑報網 發佈時間:2011/01/24 13:31:56
隨著中國浙江大學哲學系主任董平教授講授的百家講壇之《傳奇王陽明》，以及同名書籍的出版，王陽明，這一明朝大儒的名字越來越為時下中國人所瞭解。 而在鄰國日本，王陽明早就如雷貫耳，他的學說（也稱為陽明學或者王學）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日本社會。王陽明影響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多位俊傑之才，而且這些人因 此而大力宣導吸取並普及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為明治初年日本大規模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知識開闢了道路，這無疑推動了日本社會的近代化。時至今日，王陽明也影響 著稻盛和夫等日本企業界人士。以此反觀自身，中國人應該對王陽明多些什麼瞭解呢？
王陽明與致良知
王陽明（1472-1529），即王守仁，字伯安。因曾築室會稽陽明洞，又自號“陽明子”，故稱為陽明先生。王陽明的一生非常傳奇，12歲口出狂言 要“讀書做聖人”、17歲當“落跑”新郎、考中進士做官後因仗義執言被錦衣衛追殺、不到十天平定嚴重軍事叛亂……王陽明雖為文臣，卻屢建軍功；功勳卓著， 卻不被重用；深受謠言攻訐，卻保有光明峻偉的人格；轉戰南北，九死一生，卻創立了中國古代思想界的最後一座高峰。董平介紹說，古人對陽明先生的評價向來是 極高的，稱他為“真三不朽”，即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
陽明學的核心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本來就存在于每個人心中，無私欲之蔽，不需外添一分；致，就是發掘人的良知，去掉自己心中不正的東西，就可符合心中本有之正。
在日本，“王學”是顯學
在日本，王學漸成為顯學。章太炎曾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明治維新時期的軍事家西鄉隆盛等人也極崇拜王陽明，東鄉平八郎就曾說，“一 生俯首拜陽明”。日本當代政商兩界還視其為精神偶像。日本企業在承接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非常關注王陽明的良知體系。他們認為王陽明開創了“人人皆可為聖 賢”的體系，解決了知行合一的世界難題，強調做事只需要憑著良知去做。所有管理道理，都是良知的一部分，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皆可為聖賢。
雖然日本出現陽明學者是17世紀中期以後的事，但早在室町時代就有日本人與王陽明開始往來。1510年，日本高僧了庵桂悟以87歲高齡出使中國，曆 經挫折，在寧波得以與王陽明及其門人見面。他回國前，王陽明特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歸國序》相贈。這段佳話，被看作是日本與陽明學接觸之開始，也可算作 日本陽明學派的淵源。所以武內義雄在其《儒教之精神》中指出：“日本陽明學之傳，從了庵桂悟開始。”
在當今日本，最推崇王陽明的是被稱為日本經營之聖的稻盛和夫。在稻盛和夫的經營哲學中，到處是王陽明良知學說的影子。稻盛和夫曾說：“我的家鄉出了 兩位對日本近代史的明治維新做出過很大貢獻的人物，他們就是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三傑中的兩位）。我非常喜歡西鄉隆盛，他對中國的陽明學說有相 當高的造詣。他曾經兩次被流放荒島，每次流放總會帶上陽明學。他經常說，如果是施政的話，必須是那些不談錢財、不求回報甚至能夠舍卻生命、忘卻自我的 人。”
中國人需反省
牟宗三先生在為張君勱的《比較中日陽明學》一書所寫的校後記中道：“一種學術，流于他國，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為新表現。或‘橘逾淮為枳’，此其壞者也。或‘天地變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惡果，則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
陽明學在中國的不被廣泛所知，與它曾被當作主觀唯心主義的典型有關。《傳奇王陽明》的作者董平教授認為，用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來區分全部哲學家的方 法，過於簡單。從清代名臣曾國藩到維新派主要人物梁啟超、國學大師胡適、再到陳獨秀，很多名人非常推崇王陽明，他們看中的是王陽明的什麼呢？對此，董平回 答說：“我不是他們，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崇拜王陽明。如果你問我為什麼對王陽明感興趣，倒好回答。第一，王陽明作為一個個人，他的生活經歷很曲折， 正是這種曲折成就了他的奇特。所以只要接觸到王陽明的生活經歷，每個人都會對他感興趣。比如他母親懷孕14個月才把他生出來，他5歲還不會說話等。第二， 王陽明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但他指揮作戰幾乎戰無不勝。中國文化中，對文武雙全的人從來就懷有一種特別的敬仰之心。第三，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在明代中葉之後的 傳播廣度是超越前代的。比如黃宗羲寫的《明儒學案》，除了王陽明之外就是浙中王門、江右王門、楚中王門、北方王門等，都是王門學派。這意味著只要是個讀書 人，不瞭解王陽明是不可能的。”
至於在中國當下瞭解王陽明的現實意義，董平說：“在日常生活當中，倘若我們不再講究信仰了，不再講究生活的意義了，僅僅是為活著而活著，恐怕是很糟 糕的。如果每個人在生活中都能有一種遠大的志向、偉大的理想、崇高的信仰，信仰就會使我們的生活成為有意義的積澱，我們的生活世界就會以這樣的積澱為前提 而展開。致良知之後，是心體光明，唯有心體光明才會使生命意義獲得境界的躍遷，達到更為崇高的境地，我們生命的意義才有可能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顯現它自己的 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