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個缺馬的王朝，由於北方邊境戰事不斷，宋朝軍隊對戰馬的需求量很大，於是，如何保障軍馬供應成爲令宋朝政府十分頭痛的問題。再加之，與宋朝軍隊在北方邊境交戰的對手均是北方遊牧民族，他們的兵強馬壯，尤其善於馬上作戰，常常奔襲於千里之外，消匿於倏忽之間。這使得以城市駐防爲主的宋朝職業兵無所適從，等他們從各地調集兵馬而來時，敵人早就隱匿得無影無蹤了，所以戰馬在宋與北方遊牧民族交戰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反觀漢武帝擊匈奴成功，就是因爲大量的畜養戰馬，保證了軍隊的機動、作戰需要）。   
   
在宋以前的幾個封建王朝，比如漢、唐等，都擁有對北方草場的控制權，因此，軍馬供應來源不成問題。而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處於並存格局，並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這些北方遊牧民族又往往控制著大量的優質牧場，他們逐水草而居，四處遷徙，趕著數以萬計的馬群。宋朝與北方並立政權之間戰爭時多，和平時少，在北方雖有一些零星草場，但不適宜牧養大量的馬匹，而且很容易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攻擊。宋朝南方各路又不適宜牧馬，當時就有所論及，《宋史》卷198兵志載：“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昨自牧養，今二三年，已得馬數百。”所以宋朝爲了滿足軍隊對戰馬的需求，不得不以高價從北方遊牧民族那兒大量收購，而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和黨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在與宋關係緊張時是禁止馬匹輸入宋地的。北宋與北方遊牧民族政權遼、西夏的關係十分微妙，不光宋與遼、西夏之間時戰時和，遼與西夏之間也是如此，概括起來就是，北宋、遼、西夏三個並立的民族政權之間都處在戰和交錯的關係之中，因此，如何利用好這種微妙的戰時關係成了保障北宋軍馬供應的重要因素。這種特殊的關係大致表現爲以下三個方面：一、在與遼交戰時，北宋政府就主要從西夏購馬來對付遼國。二、當與西夏交戰時，就大量購買遼國馬匹來對付西夏。三、當與遼、西夏同時處於緊張關係時，北路軍馬供應來源完全斷絕，就只好從西南各蕃購買西南馬。這種軍馬供應的辦法，爲保障北宋軍隊中軍馬持續穩定的供應，發揮了不可小視的作用。利用民族關係制衡因素來保障軍馬供應是北宋政府在當時客觀環境中的一種創新。下面就從這種制衡關係來細緻的探討其在保障北宋軍馬供應中所發揮的作用。    
   

北宋時期中國分裂爲好幾個並立的民族政權，在中原有北宋、遼、西夏，在邊區有大理、吐蕃、西州回鶻、黃頭回紇以及于闐、黑汗等。北宋疆域基本上沿襲了五代十國後期的範圍，只有自唐以來據有陝北河套的黨項族時叛時降，宋朝始終未能統治這一地區和北方幽雲十六州一直被遼所控制。宋神宗時代（1068－1085）曾銳意開疆拓土，但收效甚微。陝西方面對西夏僅收復了綏州和銀州的一部分（今綏德、米脂一帶），又取唐代爲吐蕃、西羌所據的今甘肅隴西地，置熙河、蘭等州。至哲宗元符時（1098－1100）才進一步開拓到湟水流域。西南方面則將今湘西、川南一些諸蠻羈縻州收入版圖，建爲州縣。遼朝南以雁門關、大茂山和白溝河下游（今白溝鎮、霸縣、信安鎮一線）與北宋分界。北以西北路招討司、烏穀敵烈統軍司統轄漠北諸部族，北界在今蒙古國和俄羅斯邊界之北，東循外興安嶺至海，東南面據有渤海國故地，南面跨過鴨綠江、圖門江的今朝鮮東北部。黑龍江下游的室韋諸部和松花江流域的女真諸部，均爲其羈縻地區。西境轄有阿爾泰山地區的粘八葛部。西夏初據有夏州，其疆域盛時西至古玉門關，北至今額濟納旗和河套地區，南至祁連山，東有河套至陝北的橫山。    
   

北宋時期北方各政權以遊牧、漁獵生活爲主，北宋統轄的區域由於一直受漢族農耕文化的影響，幾乎見不到遊牧文化的影子，當時北部農牧界限大致劃分如下：    
   

 契丹由於受漢族文化影響較深，佔有中國北方後，在漢唐以來傳統的塞外地區開始發展粗放農業。從十世紀開始，契丹就將戰爭俘虜掠來的漢族人和滅渤海國強迫遷來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倫海和老哈河進行農耕，使這塊草原地帶初次有了農耕，以後又向北推進到克魯倫河和呼倫貝爾草原，形成了傳統農耕區外的半農半牧區。大興安嶺則成爲蒙古高原和松遼平原之間天然的農牧分界線。而遼國整個農耕區的範圍還不到遊牧區的1/4，遼國當時還是以遊牧爲主，蒙古高原的優質草場應該是遼國最主要的牧場，在牧場上放養著大量的蒙古馬。這種馬主要産于蒙古高原，分佈于東北等地。蒙古馬體質粗糙結實，體格中等，身軀粗壯，抗寒，持久力和適應力強，可供乘、挽、馱等多種用途，一般體高140釐米左右。蒙古馬當時是遼與北宋及西夏交戰的主要用馬。

 西夏境內的漢人也多從事農耕，在銀川平原利用漢唐舊渠、在河西走廊甘、涼等州利用祁連山雪水進行灌溉，開闢農田。但從西夏境內自然環境而言，畜牧業仍佔有很大比重。當地的河曲馬尤爲著名，這種馬主要産於今甘肅、青海、四川三省交界處的黃河第一彎曲部，故而得名。該馬體格較大，體質結實，具有良好的役用功能力和適應性，速力中等，能持久耐勞，挽力強，平均體高137釐米左右。西夏國就是用這種馬作爲軍馬征戰疆場的。    
   

 大理國也素以産善馬而著稱。大理國境內統轄各州、郡處在雲貴高原中心發育地帶，屬山地性高原，地面崎嶇，高原上多山間盆地（俗稱壩子），海拔1000－3000米。    
   

大理國內河流衆多，自東至西依次有長江、瀾滄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等大江穿過，各江大小支流縱橫交錯。大理所産之馬又以越賧西邊的越賧駿而著稱於世。《新唐書》卷222上《南詔傳》載：“越賧之西多薦草，産善馬，世稱越賧駿。”唐·樊綽《蠻書》卷七記載則更爲翔實：“馬出越賧川東面一帶，崗西向，地勢低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馬。……故代稱越賧驄。”可見大理所産的這種馬早在唐代就以“越賧驄”的名號聞名於世了。越賧隸屬于大理國騰沖府，在今雲南省騰沖縣境內，龍川江上游源頭交彙處。它的東面是瀾滄江、怒江，西面是伊洛瓦底江，處在大江的包圍之中，大江支系蛛網密布，又地處西南亞熱帶山地分佈區，水熱條件十分優越，適宜各種優質牧草生長，是山地草甸牧場發育的理想場所。該草甸以草茅、垂穗批堿草、穗序野生草、鵝冠草等爲主，不僅蛋白質含量適中，而且熱能較高。“越賧驄”應屬於南番馬，這種馬體小肌健，頭大頸高，鬃毛長冗，耐力頗強，很適應雲貴山區險陡路滑的山間小道，是山地的優良馱畜。人乘騎之，“往返萬里，跬步必騎，馱負且重，未嘗困乏”（《嶺外代答》卷9）。    
   

北宋前期據《宋史·兵志》記載：“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河東是唐、五代方鎮名。唐開元十八年置（730），治所在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晉源鎮），北宋初廢。陝西路是北宋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所在京兆府（今陝西西安市）轄境相當於今陝西、寧夏長城以南，秦嶺以北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肅東南部地區。    
   

宋與遼的關係可以分爲前期和後期，其分期的標誌是“澶淵之盟”。前期北宋爲收復石敬塘以來所喪失的燕雲十六州，曾多次向遼發動進攻，在屢遭挫折後，則採取了防守的政策。當時遼還沒有稱霸中原的野心，只想保住燕雲地區，因此，在雙方都有意議和的情況下，簽訂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澶淵之盟”。後期雙方在邊境開設榷場進行邊境貿易。宋遼之間維持了長達百年之久的和平局面，期間也發生過一些糾紛，但都沒有影響到這個大局。北宋與遼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關係也同樣影響了遼與北宋在軍馬供應上的關係。下面就以遼與北宋在軍馬供應上的關係爲出發點，淺析民族關係制衡因素在保障北宋軍馬供應中的作用。    
   

宋遼初期發生的衝突都與北漢有關。北漢臣屬於遼，遼也盡力支援北漢，這樣就形成了對北宋邊境的威脅。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滅北漢以後，于同年六月下詔北伐，企圖收復五代以來所喪失的燕雲地區，此後數十年內，宋遼之間一直處在不斷征戰之中。由於宋遼關係的緊張，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於北部沿邊鎮、易、雄、霸、滄各州所置的榷場，不久就“罷不與通”了。（《繼資治通鑒長編》卷18）此後雙方邊境貿易或開或禁，依邊境軍事形勢的鬆緊爲轉移。直接從遼宋邊境地區採購馬匹變得十分困難，更不可能由北宋政府派遣押馬官，帶著錢物去遼國購買馬匹。前面筆者提到“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河東路轄境便在北宋與遼的北方邊境上，此時，由於宋遼關係的惡化，河東路的軍馬供應基本上斷絕了。北宋政府從遼邊境民間走私貿易中也許會購得一些蒙古馬，然而數量十分有限，無法填補北宋政府整個國家軍隊對軍馬需求的巨大空缺。民間走私貿易對北宋軍馬供應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三路少了一路，現在就只剩下陝西路和川峽路了。川峽路大致位於今四川、陝西省境內，也就是舊時秦馬、川馬的所在地。《宋史·兵志》記載：“舊川、秦市馬赴樞密院，多道斃者。”因爲川、秦所市之馬，大多是在“茶馬互市”交易中從吐蕃購得的高原馬。這些生長在青藏高原的馬匹，已經適應了高寒、低氣壓的自然環境，到了平原反而會産生諸多不適。平原的高濕、潮熱的自然環境對高原馬的呼吸系統的破壞是相當嚴重的。北宋與遼爭奪的戰場主要是華北平原，這種馬連平原的氣候都很難適應，就更不用說在華北平原上與遼軍作戰了。

 陝西路在北宋初與黨項羌族政權交界，此時，黨項羌族處在李氏政權的控制之下，北宋對西夏李氏政權主要採取“招撫”的辦法，通過加官進爵，以求形式上的臣屬，這個時期的軍馬供應主要通過進貢和邊境榷場貿易中獲得。北宋建立之初，加封李彜興爲太尉，李彜興於是向宋進獻馬匹300。又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李繼奉率族人入宋，自動獻出銀、夏、綏、宥四州八縣地方，願意留居京城。（吳天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增訂本，第18頁）宋太宗親自接見，授爲彰得軍節度史。這段時間，北宋與李氏政權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雙方邊境榷場貿易頁一定十分活躍。大量的馬匹被不斷的補充到宋朝軍隊中，參與北方同遼軍的戰鬥。太平興國七年，正是遼景宗率三萬大軍分三路南伐之時，與宋軍戰于滿城（今保定市西北部）。北宋則積極備戰，大量購買能夠勝任平原開闊地帶作戰的馬匹。在無法從遼國境內購得大批用於作戰的蒙古馬的情況下，北宋政府利用同李氏政權的關係，從黨項族購買同樣能勝任平原開闊地帶作戰的西夏馬（河曲馬）就成了唯一選擇。後雖黨項李氏政權臣服於遼而不實心歸宋，北宋則採取經濟封鎖政策，迫使李繼遷向宋獻馬謝罪，乞求北宋政府開放陝西互市。此舉讓遼聖宗大爲惱火，於統和十年（992）派韓得威至銀州警告李繼遷，李繼遷托故不出，韓得威大怒，縱兵大掠而還。由此推知，北宋初年要從黨項李氏政權那兒獲得大量的馬匹並不困難。北宋政府正是利用並存民族政權關係中的制衡因素來保障軍馬供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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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淵之盟”以後，宋遼之間的榷場貿易有了迅速的發展。宋景德二年（1005），遼在涿州、新城、朔州、振武軍等地設立榷場;宋在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等地設立榷場。榷場貿易不僅溝通了各民族人民之間的物資交流，政府也從中得到不少好處，其中就包括馬匹交易。如景德三年（1006）宋規定：“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繒帛、漆器、秔稻，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或四十余萬。”當時，從雙方邊境榷場貿易中，宋購得馬匹數量是驚人的，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軍馬匱缺對北宋軍隊帶來的影響。後經王安石變法，在全國推行“保馬法”，使國家儲備的馬匹大大增多，可以爲應急所需。“澶淵之盟”以後同西夏的關係也很密切。景德四年（1007），宋朝在與西夏沿邊的保安軍置榷場，並派官商以絲織品如“繒、帛、羅綺”等，易西夏人的“駝、馬、羊、玉、氈毯”等。“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宋史》卷186食貨下8）。天聖四年（1026），宋增“置保安、鎮戎軍榷場”與西夏貿易。北宋政府在與西夏邊境榷場貿易也一定購買了不少用於作戰的軍馬。這段時期，戰事減少，各國關係趨於平穩，北宋政府利用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大量採購軍備物資，從各個渠道購得馬匹。邊境榷場貿易雖未能獲得一定數量的馬匹，但由於是戰時軍備物資，各民族政權肯定有所控制，還有一部分就只能通過民間走私，北宋與西夏通過走私販易貨物的情況很活躍。西夏的馬匹通過走私商人，大量流入宋境，而且馬匹的走私是經過北宋政府默許或參劃其中的，派官員赴西境市馬，“許民私市”，“官償其值”（《宋史·兵志》卷198）。官府鼓勵邊境商人進行走私貿易。這時期可徵集的馬匹數量增多了，供應渠道也廣闊了，大大增強了與遼、西夏在邊境上的抗衡力量，但這些措施卻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北宋軍隊缺馬的現狀。    
   

宋景佑五年（1038），元昊自稱皇帝，都興慶（今銀川市），建國號大夏。他即位後，推行反宋政策，此舉引起北宋政府極大不滿。宋仁宗“即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榷場”。（《宋史》卷186食貨下8）官方邊境榷場貿易基本上中斷了，大大影響了北宋軍馬的供應。此後，西夏連年對宋舉兵，邊境戰火重燃，宋軍敗多勝少。慶曆二年（1042）閏九月，元昊進攻王沿防區，王沿調葛懷敏等率兵抵禦。宋軍大敗，葛懷敏等戰死，余衆9000余人、馬600余匹爲夏兵所獲。（《宋史》卷289葛懷敏傳）大小戰事對北宋軍馬的消耗是十分嚴重的。兩國交兵之時，西夏是不會把戰略物資軍馬出售給宋軍的，連民間貿易此時都會嚴格限制，要想從西夏補給軍馬供應是不可能的。自宋遼“澶淵之盟”以後，隨著兩國關係的不斷改善，雙方在邊境增設了許多榷場，邊境貿易非常活躍。宋遼長期和平局面期間，官方和民間互市不絕，盛況空前。通過貿易，北宋官方從遼買回布、羊、馬、橐駝等。交易的數量往往也是很大的。據熙寧三年（1070）的統計材料，北宋每年從“河北榷場買進契丹羊、馬數萬頭。”（《宋會要輯稿》職官21）西夏的馬匹來源雖然斷絕了，但北宋政府卻利用“澶淵之盟”以後與遼國建立的穩定和平外交關係，從遼國購得大量的馬匹，補充到與西夏交戰的軍隊中去。北宋在陝西戰場上使用的戰馬就是從遼國購得的蒙古馬。這也是北宋政府利用並存民族政權制衡因素解決軍馬供應的又一範例。    
   

利用並存民族關係制衡因素來保障軍馬供應，是北宋政府在當時複雜形式下作出的最佳選擇。宋以前的各個封建王朝，有的對北方遊牧區有直接的控制，根本不用考慮馬匹供應來源問題；有的則處於分裂割據狀態，各自爲政，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馬匹在軍隊中的作用並不像宋朝那麽突出。   
   

北宋與遼、西夏交戰的戰場都處在視野開闊的地帶（北宋與遼爭奪於華北平原中，與西夏則周旋於黃土高原上），這些地方都很適合大規模的騎兵作戰，而遼與西夏都屬於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控制著大量的優質牧場，擁有成群的馬匹。北宋則處在農耕文化中心地帶，缺馬一直是困擾宋朝軍隊的嚴重問題。北宋政府在內外窘迫的困境下巧妙的利用了並存民族政權制衡關係，用遼國的蒙古馬與西夏軍隊作戰，用西夏的河曲馬與遼國作戰，如果遼與西夏兩邊都不供應馬匹就買西南馬來應付他們。這樣便不會因爲那一方面馬匹供應斷絕而造成整個馬匹供應無以爲繼的危險局面，這也是北宋與遼、西夏戰和關係的一種反映。